诏：勿征”。

洪武十七年，又“命有司凡海外诸国入贡，有附私货者，悉蠲其税”。

永乐时期，亦仿洪武旧例。

如“永乐元年八月，西洋琐里国王遣使贡，附载胡椒，与民互市，有司请征税。

命匆征。

又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、奇刺泥等人入贡，因附载胡椒，与民互市，有司请征其税，亦不听”。

所以，明虽沿前朝市舶司之名，却无抽分之法。

说白了，大明所设的三处市舶司，并不以经济效益为目的。

它的建立，只不过是为了“通夷情，抑奸商，俾法禁有所施，因而消其衅隙也”。

换句话说，它就是明朝变相海禁政策的工具，它的作用是政治大于经济，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掌管朝贡事务。

所以，有人言及市舶司之用，“贡至，经理之。

此外他无事事。”

不过，到了明朝中后期，朝贡贸易日趋衰落，再加上财政出现困难。

在正德年间，开始重视市舶司的“番舶抽分”作用，对外洋番商着手征收关税。

隆庆开放海禁后，市舶贸易掀起了一个高峰期。

在新的形势下，因夷人报货不准确，市舶的抽分改为丈抽制。

“番商先报本县申达藩司，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。”

不过，囿于市舶司官员和属吏的“专业性”不足，市舶税的征收很快又从官府转为牙行所代劳了。

所有外洋番商进入大明港口（广州和月港）后，只能通过牙行的代理，缴纳市舶税，转售所携外洋货物。

也就是说，在大明的通商口岸，牙行掌握了外贸的经营权，他们以舶商代表的身份，巧取豪夺，上下舞弊，以饱私囊。

“外洋番货，报官纳税者，不过十之二三而已”。

此时，广州便滋生了三十六行（牙行）的组织，代番商办理一切手续，包括缴纳市舶税、转售番货等贸易事务。

这些牙行，“提举悉十而取一，盖安坐而得，无簿书刑杖之劳”，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而惬意。

“破浪号”驶入广州码头不到半日，便有牙行寻上船来，要求代理一切在粤进出货物之责。

考虑到人生地不熟，以及对此时大明的外贸政策几无了解，穿越众也只能入乡随俗，将此次大陆之行的进出口事宜全权委托给这家名为‘利顺行’的牙行，代为验货、定价、征关税，以及发卖所携舶货。

原本以为这么一艘大船，一定载满了大量外洋番货，怎么着也能勘算出四五十万两银子，然后抽他一个万儿八千，血赚一大笔。

可是，在随同船员检查核算了整个船舱后，邓书翰惊讶地发现，这艘船居然是一艘空船！

哦，当然，若是将那几十箱“番饼（即银币）”、一百多担铜块，以及数百张上等毛皮算上的话，也勉强是装了一些货物。

可是，那些银子和铜块，属于钱币之类，不在征税之列。

倘若，仅仅对那数百张上等的毛皮征收市舶税，怕是仅能收上来千百两银子。

这与自己刚来时的预期大为不符呀！

按照市舶税征收制度，凡是入港的外洋番船，皆需足额缴纳“引税”、“陆饷”和“水饷”。

引税（到港船商需要领取船引才能进行贸易）倒也罢了，没几个钱。

水饷（以船只尺寸为标准征税）可就是一笔不小的收息了，按市舶规定，西洋（占城、暹罗、满剌加）船只“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，每尺征饷五两，每多一尺加银五钱”，属国船只缴纳西洋船只费用的七成即可。

这艘大船自称来自南洋，自当循此例征收水饷。

啧啧，这船如此巨大，怎么着也能征收几百两银子。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