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指挥方面，韦瑟尔斯充分尊重郑洞国，不时虚心请教，等于把调度中美联军的指挥权实际交给了郑洞国。

这种“让权“在美军将领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，但韦瑟尔斯做得自然而又诚恳。

他知道，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，在这些用血肉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人面前，军衔和国籍都不如胜利重要。

郑洞国同样深知自己任务艰巨。

国内战事一塌糊涂，河南丢了，长沙丢了，衡阳正在血战。

前线武器弹药急缺，国内战场几近休克，唯有尽快打通密支那，才能让驼峰航线的运力翻倍，才能给国内战场紧急输血。

他肩上扛着的，不只是密支那的几条街道，而是整个中国战区的生命线。

蒋中正先是让他在7月7日抗战爆发七周年之际，再次发动一次全面进攻。

这命令不得不遵从——那是委员长亲自拟电，语气斩钉截铁，说这是“政治攻势“，是“向盟邦彰显中人之决心“。

但郑洞国也清楚，没有找到日军阵地的薄弱处予以突破，很多牺牲都是无谓的。

在7月7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里，用士兵的生命去满足领袖的政治表演，这是一种他熟悉却又深恶痛绝的荒诞。

因此，7月7日的进攻仍是延续此前的套路。

天还没亮，郑洞国就站在指挥部的瞭望台上，看着暴雨中的密支那城。

闪电不时撕裂夜空，照亮那些断壁残垣，像一幅被撕裂的地狱图景。

作了一番战前动员后，他给全体官兵讲明夺取密支那的利害关系——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面子，是为了国内战场上那些正在挨饿、正在流血、正在等待援兵的同胞。

然后，进攻开始：先以空中轰炸，P-40和B-25的机群在暴雨的间隙中俯冲而下，炸弹在日军阵地上炸起一团团泥水和火光；接着重炮轰击，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将密支那的北区打成一片火海；最后，步兵再往前推进。

郑洞国站在雨中，听着前方的枪炮声，脸色铁青。

他知道，这种三板斧的战术，日本人早已熟悉。

他们像地鼠一样钻进地下，等炮火停歇后再钻出来，用机枪和掷弹筒收割那些冲锋的士兵。

进攻结束后，郑洞国便四处巡察寻找最佳突破点。

他坐着吉普车，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，从一个团部到另一个营部，从前沿观察哨到后方救护站。

他看过了太多的伤亡报告，看过了太多年轻的面孔在担架上变成灰白。

他必须在下一次进攻前，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。

布林德便受郑洞国邀请，陪同韦瑟尔斯一起坐上飞机进行战场实时观测。

那是一架改装过的L-5联络机，驾驶员是个胆大包天的美国上尉，能在暴雨和云层之间找到短暂的视野窗口。

飞机在密支那上空低空盘旋，高度低到可以看清地面上士兵头盔的反光。

在空中，他们看到联军的陆空炮火覆盖已经足够广，但对日军的有生力量杀伤很有限。

炸弹和炮弹将地面翻了一遍又一遍，但那些弹坑很快就被雨水填满，变成一个个浑浊的水塘。

日军的阵地像一块被反复捶打却永远不死的海绵，吸收着联军的火力，然后以同样的烈度反击。

一旦联军炮火袭来，日军就全都钻到地下躲避。

密支那的地下工事系统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——那是日军第114联队用了数月时间，依托城市下水道、银行金库、教堂地下室和民居地窖，构筑的一个立体化的地下迷宫。

待炮火停歇，中美步兵们跃进时，他们又从地下钻出来，从窗口、从墙缝、从瓦砾堆后面，继续实施阻击。

甚至利用广联的地下通道，时不时再夺回一些失地。

这印证了此前顾岩盛所报告的：日军一直凭借其坚固的坑道工事，靠躲避空袭和炮击的灵活战术，让联军很难有效推进。

顾岩盛是郑洞国的情报参谋，一个沉默寡言的湖南人，他派出的侦察兵已经有三批没能回来，但带回来的情报救了不少人的命。

从空中观察完后，郑洞国得报：42团利用最新的*****啃下硬骨头，攻占了坚固的火车头要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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