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辈子他也经历过类似的时刻——项目结束,团队解散,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里骤然抽离。

那时候他会去健身房泡两小时,或者约几个哥们儿撸串喝酒,把那股空落感用汗水和酒精冲淡。

但现在是1959年。

没有健身房。

撸串也得凭票。

他掐灭烟头,转身下楼。

保密车间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,发出沉闷的“咔嗒”声。

门口的岗哨冲他敬了个礼。

陈卫东点点头,跨上自行车。

车轮碾过地上的薄冰,发出细碎的“咔嚓”声。

他骑到胡同口,停下。

前面是回筒子楼的路。

左拐,是去红星厂的方向。

他看了眼手表。

五点十分。

赵芸灵六点下班。

陈卫东掉转车头,往外交部的方向蹬去。

外交部的大楼在长安街东段,青砖灰瓦,带着苏式建筑特有的厚重感。

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哨兵,笔直得像两根标枪。

陈卫东把车停在马路对面,靠着一棵槐树,点了根烟。

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。

但每次来,都会下意识地观察这栋楼和进出的人。

外交部的人,和一机部的不一样。

一机部的人,走路带风,嗓门大,说话直来直去,身上永远带着机油味儿和烟草味儿。

外交部的人,步伐稳,神色淡,西装革履,皮鞋擦得锃亮。

就连女同志,也是旗袍或列宁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气质端庄得像画报上的人。

陈卫东吐出一口烟雾。

赵芸灵就是从这栋楼里走出来的。

每次下班,她都是那群人里最显眼的一个。

不是因为长得漂亮——外交部美女多得是。

而是因为她身上那股子“松弛感”。

别人端着,她自在。

别人紧绷,她从容。

就像一株长在悬崖边的兰花,明明环境险峻,却依然优雅地盛开。

陈卫东看了眼手表。

五点五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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