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赵刚的车上下来，刘国清没急着回家。

三月的北京，天黑得早，这会儿才四点多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

他沿着前门大街走了一段，心里盘算着事儿。

赵刚今天说的那些话，在脑子里转来转去——“你那个胳膊，到底怎么样？”“在哈尔滨那两年，你忍了多久？”

忍了多久？

从1953年冬天开始疼，到现在两年多了。

一开始是变天的时候疼，后来是天天疼。

最厉害的时候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左胳膊怎么放都不对劲。

杨秀芹给他热敷、按摩，管点用，但治不了根。

大夫说这是旧伤加寒湿，得养。

怎么养？

换个暖和的地方，别受累，别受凉。

他在哈尔滨，冬天零下三四十度，怎么养？

所以他来了北京。

这是旅长的意思，也是赵刚的意思。

他们都在替他着想，他知道。

可他心里头那点不甘心，谁也不知道。

在哈军工干了两年多，刚把教务处的架子搭起来，刚把教材编出个眉目，刚带出来一批学生，就要走了。

舍不得，是真舍不得。

可胳膊不争气，没办法。

他点了根烟，站在路边抽了两口。

街上人来人往，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过去了，几个孩子追在后面跑。

有个年轻媳妇抱着孩子从布店出来，孩子手里攥着块糖，吃得满脸都是。

刘国清看着这些，心想：这就是太平日子。

打了十几年仗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为的就是这个。

孩子们能在街上跑，大人们能坐在门口晒太阳，不用躲炮弹，不用逃难，不用提心吊胆。

打了十几年仗，见了太多死人，有些人连名字都没记住。

可那些人，是替他死的。

他们死了，他活着。

他要是过得不好，对得起谁？

所以他得好好活着，好好干。

不管在哪儿，不管干什么，都得干出个样子来。

烟抽完了，他拐进前门大街路东的那家便宜坊。

这家店他听说过，明朝就有了，比全聚德还老。

焖炉烤鸭，跟全聚德的挂炉不一样，据说不腻。

“来一只。”他把钱票递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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