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把本子合上，搁在一边。

他决定不照着念。

“各位同志，”崔天阳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楚，“我叫崔天阳，是北平泰丰楼的厨师。”

台下微微动了一下，有人交头接耳。

一个厨子站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讲台上，这件事本身就带着点不寻常。

“我种地的事，材料上都有。

选种、杂交、试种，前后三年。

三年里，我天天往地里跑，一株一株地看，一穗一穗地选。

我不是农业口的，没学过育种。

我用的法子，都是最简单的——好的留，差的扔。

选了三代，又找了两个品种杂交，最后筛出了一个株系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把本子翻开，翻到夹着报纸的那一页。

他把那张《人民日报》抽出来，举起来，朝台下展示了一下。

“去年秋天，有人问我，你一个厨子，种什么地。
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种。

就是觉得，地里的麦子长得太差了，可惜了那些地。

后来我琢磨明白了——我做了半辈子饭，知道粮食来得不容易。

一碗面，从地里到锅里，要经过多少道手。

每一道手，都有人流汗。

可要是种子不行，流再多汗也白搭。”

台下安静了。

那个穿长袍的白胡子老先生睁开了眼，往台上看。

崔天阳把报纸放回本子里，继续往下说。

他讲选种那三年，讲他怎么骑着车跑了几十个村子，怎么在麦收季节顶着日头在地里一株一株地看，怎么用草绳系在穗颈上做记号。

他讲大旱那年，蓄水沟见底了，打井队来了，一钻打下去全是沙，他蹲在地头看着麦苗一根一根地蔫。

讲到这里，他停了一下，拿起讲台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。

“后来下雨了。

下了一场暴雨。

雨下来的时候，我跟吴技员躲在断墙后面，看着雨把地浇透。

雨停了，麦子没倒。

那些穗子沉甸甸地弯着腰，在风里晃。

我蹲在地里，抓了一把土，是湿的，攥在手里能成团。

那会儿我就知道，成了。”

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台下有人轻轻鼓了一下掌。

是吴技员。

他拍了两下，又停下来，可那两下掌声在安静的礼堂里格外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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